中国古代翡翠研究综述

对于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受中国传统金石学、经学影响，以主观经验认识和文献考证为主；其二则受西方地质学、矿物学等影响，注重以实验方法分析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翡翠消费兴起，学术亦渐走向繁荣，但总体上仍以从宝石学、地质学对翡翠矿物和矿床的研究以及从经济学角度对翡翠贸易的研究居多，而对中国古代翡翠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仍较为薄弱。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脉络，提出未来研究应当更加重视古代翡翠实物的整理和对文献中“翡翠”名称的辨析与考证，以期推动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究。本文为故宫博物院2021年度科研课题“院藏翡翠器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KT2021-10），得到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灵芝式如意

翡翠是指主要由硬玉或其他钠质、钠钙质辉石组成的，具有工艺价值的矿物集合体。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翡翠矿床有十几处，主要产地包括缅甸、日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危地马拉等国家，达到宝石级品质的翡翠则集中产于缅甸北部地区，中国古代翡翠玉料即主要源自这一地区。从目前实物与文献资料来看，其大致于18世纪晚期始流行于中国，并逐渐与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传统闪石玉共同构成中国玉器玉文化的两大板块。基于玉器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意义与分量，通过对玉器的研究，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风貌，历来为专家学者所重视，多有著述与研究。但是，这些著述主要集中于传统闪石玉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翡翠与翡翠文化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于中国古代翡翠的相关研究与论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花鸟纹花插

Part.1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陈性所著之《玉纪》，其“出产”条有注释曰：“翡翠石，亦出西南陬，性刚，锐能削金，盖亦西方金气凝结，形虽似玉，实非真玉也。”这一论述代表了其时文人阶层对于翡翠出产及其性质的认识。而同年《当谱》写本之一，于“鉴别宝石规则”条又云：“玉石之中，有一等翡翠玉，其色浅绿而露水，通身无白点，绿线匀净而有神，其绿色浅如豆瓣之淡绿者高，或色重而绿深浅、或有白点，并其绿色不匀净者，取其次也。”这代表了当时社会商人及大部分普通百姓对于翡翠的认识。此二者虽皆为主观经验的总结，于今来看亦不甚科学，但却是当时人们以翡翠为认识对象最为直接的记录，对于今日研究中国古代翡翠仍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最早开始以中国古代翡翠为研究对象，对其展开矿物学研究的是法国矿物学家多穆尔（M.A.Damour），他在1863年《法国科学院院刊》（Comptes rendus des l Acadèmie des Sciences）上发表了《关于绿玉的记载与分析，方柱石类矿物质汇总》（Notice et Analyse sur le Jade vert. Réunion de cette matière minérale à la famille des Wernerites）一文，文章记述了他在对一批来自中国的玉器进行矿物学分析时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他之前发现的属于角闪石族的钙镁硅酸盐矿物（nephrites），而是属于辉石族的钠铝硅酸盐类矿物，遂将之命名为“jadeite”，这一名称于1890年在日本被翻译为“硬玉”，其后章鸿钊先生将之引入中国，直到今天，仍然作为翡翠的矿物学命名。

190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奥利弗法林顿博士（Oliver C. Farrington）出版了《宝石和宝石矿物》（Gems and Gem Minerals）一书，书中以蒂芙尼（Tiffany）为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 at Chicago）所收集的宝石以及后来菲尔德哥伦布博物馆（Field Columbian Museum）所购藏的宝石为研究基础，分析了世界上不同珍贵宝石的出现、矿场、颜色、硬度、特殊的比重、光学属性、晶体结构、切割方式以及其所代表的各种不同的信仰，从而明确将玉分成了三类：包括产自中国新疆叶尔羌地区的软玉（nephrites），产自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和中国云南省西部的深绿色玉或称碧玉（dark green jades, Pi yu）以及产自缅甸地区的祖母绿色的玉或称翡翠（emerald green jades, Fei tsui）。受其影响，1923年，英国历史学家尤娜·溥博-轩尼诗（Una Pope-Hennessy）在《早期中国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书中第一章开篇便引用了此种分类，并进一步解释硬玉（Jadeite）是一个法语词汇，通常指的是粒状结构的玉，相较于软玉，其颜色会更明亮，硬度会更硬，有着更高的比重，硬玉颜色偏向于苹果绿或祖母绿色，而软玉的颜色则更偏灰绿或接近青瓷的颜色，并总结了当时人们经过多次试验分析得出软玉（nephrites）的不同呈色主要是由不同程度的铁元素造成的，而纯粹的硬玉（jadeite）应当是像玻璃弹子一样无色的，其呈现的绿色则主要是铬元素的致色作用，这一结论与今日学者通过宝石学试验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几乎所有历史性的和仪礼性的重要用玉都是软玉，其原因在于缅甸翡翠玉矿的开采是直到中国比较重要的创造性艺术时期结束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上，这一论断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古代翡翠认识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翡翠在中国兴起的时间问题，翡翠器的造型纹饰与玉器相区别的问题，翡翠文化与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等等。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狮钮“保民无疆”印

1912年前后，在中国社会体制大变革的背景下，东西方文化、思想相互碰撞，交流，融汇，中国古代玉器研究亦迎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并逐渐从传统金石学、经学的研究方法向近代考古学、地质学、宝石学的研究方法过渡，中国真正以翡翠为对象的研究亦始于这一时期。

清末收藏家唐荣祚受英国医生卜士礼转托伦敦博物院关于“产玉、璞玉、玉贵、玉器、天子用玉、国家用玉、玉色、旧玉、翡翠”9个中国玉器的相关问题而著成《玉说》，其初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版于1912年，这是国内研究者首次将翡翠单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书中对于翡翠名称的来源、矿物的出产及开采方式、评价品级标准（即按照翡翠的色调、明度、净度、质地、瑕疵等几个方面将翡翠依次分为宝贵、佳品、上乘、无足取、庸常之物5个品级）、老坑与新坑不同的质地特点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列举出禁苑翡翠器相关的品类，这也是对于清代宫廷翡翠器最早之研究。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艳夺春波，娇如滴翠，映水则澄鲜照澈，陈几亦光怪陆离，是为翡翠之绝诣”，乃是与传统和田玉“温润而泽”完全不同的翡翠美学标准，尤为难得。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太平有象图磬

《玉说》再版几年后，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在初刊于1918年、再刊于1927年的《石雅》一书中，引经据典，博证中外，将翡翠与通称之玉并列，认为其皆无愧于承载管子玉有“九德说”与《说文》中玉有“五德”之说。这也是首次将翡翠与中国传统玉德相联系，将翡翠器亦列为载道之器，对于翡翠在中国传统玉文化中地位的认识是质的提升。同时，他还第一次将西方关于翡翠的矿物学研究引入中国，指出通称之玉，东方（主要指日本）称为“软玉”，西方国家称“Nephrite”；翡翠，东方（主要指日本）谓之“硬玉”，西方国家称为“Jadeite”；认为翡翠属于辉石类（Pyroxene group），通称之玉属于角闪石类（Amphibole group）,并进一步推测温润白质者近透闪石（Tremolite）,绿者近阳起石（Actinoliie），这一观念影响至今。另外，他还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翡翠”的名称和历史作了考证，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因而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对于中国古代翡翠研究中，将传统的金石学、经学的研究方法与近代地质学、宝石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之典范。

同时期，1926年，日本滨田耕作博士著《有竹斋藏古玉谱》，其在第一章“玉之解说”中便从矿物学成分、致色原因、光学鉴定等方面对软玉与硬玉之区别做出分析比较，并明确指出两者最简单的鉴别方法为比重之差异，即软玉比重为2.9至3.1，而硬玉为3.3，这一结论今天看来仍然是较为科学的。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翡翠花觚

总体而言，在20世纪中叶以前，对于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的基本分为两类，一类受金石学、经学影响，研究者主要为中国传统文人或学者，多数不以翡翠为玉，故而在其研究玉器的著述中或不以翡翠器为其研究对象，如瞿中溶所撰《奕载堂古玉图录》（1832年），吴大澂撰《古玉图考》（1889年），吕美璟、宋廷甫《玉记补》(1916年)，李凤廷辑《玉雅》（1925年），蔡可权《辨玉小识》（1933年），端方撰、王大隆编《陶斋古玉图》（1936年），钱启同辑之《玉说荟刊》等；或将翡翠明确归于石类，并在品格和性质上与玉相区别，如李迺宣、张承鋆合撰之《玉说》（1930年），刘大同《古玉辨》（1940年）等。另外，赵汝珍1942年在《古玩指南》“玉器”章中也未收录翡翠器，而在其1943年所著《古玩指南续编》“鼻烟壶”一章中将“翡翠烟壶”与“玉质烟壶”并列单独记述，同时，他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翡翠审美习俗变化的现象，但是未做进一步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圆盘

另一类研究则主要受西方地质学、矿物学和考古学等思想影响，明确将翡翠视为玉来研究。除上述唐、章二位先生外，李济先生1945年在《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一文中也提出“殷商时代有硬玉做的器物没有？”的问题，并对61件殷墟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玉器和1件山东日照黑陶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实验，主要测试了比重，但是并未发现有一件玉器比重可以达到硬玉标准，即62件出土玉器全部为软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白菜

Part.2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翡翠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翡翠消费与贸易兴起，学术亦逐渐走向繁荣，有关翡翠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前期多是将翡翠列为宝玉或宝石门类之一的综合性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赵永魁编著《玉石简介》（1980年），张仁山著《翠钻珠宝》（1983年），栾秉璈著《宝石》（1985）、《中国宝石和玉石》（1989年），谭立平著《宝石学》（1987年），邓燕华著《宝（玉）石矿床学》（1992年），丘志力、王建华编著《珠宝玉石鉴赏》（1994年），廖宗廷、周祖翼、丁倩编著《中国玉石学》（1998年）等。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百子呈祥佩

其二，随着国内翡翠贸易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翡翠知识的渴求也更加迫切，相应地，这一时期从宝石学、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对翡翠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代表性的著作有欧阳秋眉著《翡翠全集》（1995年）、《翡翠ABC》（1997年），李贞昆编著《玉王翡翠》（1997年），奥岩著《翡翠鉴赏》（2001年），吴瑞华主编《缅甸翡翠研究最新成果》（2003年），袁心强著《翡翠宝石学》（2004年）、《应用翡翠宝石学》（2009年），摩㑀著《摩㑀识翠》（2005年），张竹邦著《翡翠探秘》（2005年），郭颖著《翡翠》（2008年），戴铸明编著《翡翠品种与鉴评》（2008年），万珺编著《翡翠》（2009年），肖永福主编《翡翠大辞典》（2016年），何明跃著《翡翠》（2018年）等。代表性文章则有崔文元、王时麒、杨富绪等的《缅甸翡翠（辉石玉）的矿物学及其分类的研究》（1998年），崔文元、施光海等的《一种新观点——翡翠新的岩浆成因说》（2000年），施光海、崔文元所作《缅甸硬玉岩的结构与显微构造:硬玉质翡翠的成因意义》（2004年），欧阳秋眉、李汉声的《钠铬辉石质翡翠的主要特征》（2004年），易晓、施光海、何明跃的《缅甸硬玉岩区的硬玉化绿辉石岩》（2006年）等。

故宫博物院藏嘉庆款翡翠光素墩式碗

故宫博物院藏嘉庆款翡翠光素墩式碗款识

其三，相比之下，从历史学、文化学、艺术学角度对于中国古代翡翠器的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牛秉钺著《翡翠史话》（1994年），杨伯达先生著《杨伯达说翡翠》（2009年），李理著《红翡绿翠——翡翠精品鉴赏》（2014年）等。代表性的文章则有邓淑苹先生的《谈翡翠》(1984年）、《续谈翡翠》（1985年），杨伯达先生的《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1989年）、《清宫旧藏翡翠器简述》（2000年）、《从文献记载考翡翠在中国的流传》（2002年）、《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2005年），马罗刚、蔡汉伦的《翡翠溯源》（1998年），王春云的《有关翡翠输入中国传说的考证与科学性分析》（2003年）、《古代玉符之说与翡翠早期应用历史探讨》（2003年），丘志力、吴沫等的《清代翡翠玉文化形成探释》（2007年），丘志力、吴沫、谷娴子等的《从传世及出土翡翠玉器看我国清代翡翠玉料的使用》（2008年），杨萍的《清代翡翠玉文化的形成和传播研究》（2009年），赵桂玲的《故宫旧藏“云产石”释疑》（2010年），杨晓丹的《宝蕴滴翠——清代宫廷的翡翠首饰》（2016年），徐琳的《翠华玉意两逢迎——清代宫廷中的翡翠》（2018年）等。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狮钮活环四足长方盖炉

另外，还有关于翡翠商贸研究、翡翠雕刻工艺研究、翡翠鉴赏与鉴定研究等诸多相关著述。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翡翠的专题性研究，以宝石学、地质学、矿物学对翡翠矿物和矿床研究以及从经济学角度对翡翠贸易的研究较多，同时还存在大量的翡翠鉴赏图册与收藏投资指南。但是关于中国古代翡翠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专业研究却极为薄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山子

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目前几乎未有发现中国境内出土的清代以前的产于缅甸的翡翠器，加之清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翡翠也极为有限，因而无法借助考古地层学等相关方法分析研究；同时，清代传世翡翠器主要集中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颐和园文昌院等处清代宫廷遗存保藏的博物馆，在博物馆数位化、信息化发展还不够充分的时候，大多数人们只能通过有限的展览和图录来了解博物馆藏品，很难全面而深入地去认识中国古代翡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缺少实物印证的情况下，大部分学者求诸中国古代文献档案来考证，然而在先秦时期典籍中已有“翡翠”名称出现，直到清末未曾断绝。然而历代文献档案中的“翡翠”名称除少部分指代缅甸硬玉以外，其主要所指竟还包括：翡翠鸟、翡翠鸟羽装饰之物、青金石、翡翠釉瓷、翡翠色玻璃等，有时也泛指翠色而美好之物。今日语境中所特指为缅甸硬玉的“翡翠”在多数档案文献记载中并不以“翡翠”名之，而是以“翡翠石”“云产石”“云玉”“云南玉”“绿玉”“碧玉”“翠玉”“翡翠玉”等称之。所以，以往在没有确切实物对照印证的情况下，对于大量文献档案中同名异物的不同理解，就导致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翡翠源流与兴起问题长期以来的争论和异议。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翡翠实物的系统整理和对文献中“翡翠”名称的系统辨析与考证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翡翠与翡翠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翡翠雕螭纹带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