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美者为玉”，为何中华文明对玉石文化厚爱有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中华文明的起源来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期是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玉器首先是巫师作法、通神所用的“神器”，继而发展为国家祭祀等重要政治活动中的“礼器”，然后发展为“比德”的人格化标志。这是一个精神内涵、审美层次不断丰富和提升的过程。可以说，玉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催生者，也是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见证者，还是华夏“大一统”格局建立的经历者。

中华文明的催生者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在世界几大古文明历史中，先民都曾把“美丽石头”视为神圣象征物，如黑曜石、绿松石、青金石等。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就曾这样总结：“神或其他威力无比的神灵寄居在石头之中，许多地方的许多民族都有这种观念。”

随着文明演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等陆续舍弃了“美丽石头”，转而以黄金为至高价值符号。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坚持以玉石为财富、地位和价值的重要象征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文化独具特色、独具魅力。它贯通物质、精神双重层面，具有哲学、史学、美学、社会人类学等多重意义。“石之美者为玉”，是华夏先民对玉石的最基础认知。在石器时代，先民在制造石质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了玉石这种特殊的材质。玉石的颜色比普通石头漂亮，色泽温润，硬度高于一般石材，且具有韧性，不易断裂。

特别是，大部分玉石具有与天类似的颜色，如青玉、白玉等。因此，玉石在先民的想象中一开始就和天有联系，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占据了显著位置。

根据《淮南子》记载，“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之时，“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与人们直观的印象不同，女娲补天所使用的材料，不是天然的石头，而是经过炼制的“五色石”。这种“五色石”，就是先民对玉石的最初认识。先民认为，玉石具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修补苍天。

玉与石逐渐分化后，华夏先民开始将天然玉石加工为生产工具和装饰物，以满足日常生活、原始审美的需要。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玉器在华夏大地上大量涌现。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玉器时代”，作为连接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一个完整时代，时间跨度长达4000年左右。

从考古学的成果来看，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都出土了大量各类玉器。这一时期的玉器，基本上是原始社会用于祭祀或与天神沟通的“事神玉”。

“玉器时代”对于中华文明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社会阶级开始出现，成组的玉器仅出土于大墓中，意味着当时玉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与之相伴，还出现了更大的人群聚落，意味着城市初现规模，同时出现了青铜冶炼技术，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

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还存在“北玉南传”（从北方到广东地区）、“东玉西传”（从东部沿海地区到河西走廊）的玉文化传播，以及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西部玉石资源“西玉东输”等现象。这些“玉石之路”串联起了中华文明的版图。

广域王权国家的见证者

“玉”是象形字，一开始就与王者有关。“玉”字在使用之初，是与“王”字相通的。后来，人们为了便于区别“玉”与“王”，才在“王”字右侧加点。在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中，就有“玉”字出现。

新石器时代末期，巫觋集团通过对神权的垄断，逐渐掌握了部族社会的政权、军权，大巫与王的身份合二为一，王权开始崛起，早期国家开始形成。从良渚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就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当时的华夏大地由“满天星斗”式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局面，进入“月明星稀”式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这一时期，玉器由作为巫与天神沟通的媒介物，逐渐演变为体现王权威仪和政治礼仪的重要礼器。可以说，它是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见证者。

良渚文化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中心位于今天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先民种植水稻、养殖家猪，纺织、制陶、琢玉等手工业生产更加专门化。

同时，良渚先民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玉器，既用以祭神，也用于标识身份、区分等级。良渚先民以玉琮、玉钺和玉璧代表神权、军权和王权，形成独具特色的用玉体制，反映了政教合一的早期国家形态。良渚文化中的部落首领，头戴大巫的标志玉冠饰，身挂玉管玉珠串和玉鸟饰，手臂上戴玉镯，彰显通神的能力。

二里头文化特指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属于目前考古界所认可的夏代范畴，是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的手工业作坊，还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和漆器等。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小麦、水稻、大豆、黍、粟等农作物已经开始栽培。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礼仪性玉器，如玉钺和玉戚等。

对绿松石的使用，是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一大特色。2002年，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一座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胸腹部，整体由2000余片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龙身长64.5厘米。

据推测，墓主人是一名主持祭祀仪式的巫师，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权杖。同时，由于龙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再加上这种玉器在二里头文化中仅此一件，墓主人作为王的身份呼之欲出。

▲龙山文化玉牙璋（左上），龙山文化玉璇玑（右上），良渚文化玉琮（左下），良渚文化玉璜（右下）

“大一统”格局的经历者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建立并不断巩固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历代统治者都视玉为“国之重器”，文献中也多次记载了王朝最高统治者与玉有关的事件。可以说，玉文化不仅经历了“大一统”王朝建立，还直接催生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墨子》记载了夏禹平定三苗的战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通过这些征伐活动，不断拓展夏朝的统治疆域。最后，夏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说的是，在确立王权后，禹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召集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会见。各个邦国的首领都携带玉帛来参加大会，其中执玉的是大诸侯，执帛的是小诸侯。在禹的安排下，还演奏了大夏之乐，表演了干戚之舞，仪式隆重，规模宏大，令各方诸侯无不惊讶、佩服和畏惧。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夏王朝末期，夏桀残暴，民心尽失。商汤举兵伐夏，于鸣条大败夏朝军队。根据《史记》记载，商汤与夏桀在鸣条大战，夏朝军队全线崩溃，夏桀逃奔到三鬷国避难。商汤乘胜追击，进攻三鬷国。三鬷国大败，商军攻破国都，活捉夏桀，将他流放，还将三鬷国的重器国宝洗劫一空。

商汤在平定三鬷国之后，天下诸侯臣服，汤践天子位，历史正式进入商朝。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玉器的归属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史记》进行了专门记载。

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周武王病重时，周公为武王举行祭祀仪式，求祖先在天之灵为武王延寿。这里，与神明对话的媒介物就是璧和圭两件玉礼器。

据《尚书》描述，周公筑起祭坛和祭台，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着璧，拿着圭，向周人的先祖祷告。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

在这段记载中，璧和圭是沟通祖先灵魂的重要神器。同时，这段话也体现了由祭神到祭祖的重要历史转变。

总之，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来说，玉文化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华传统政治、礼仪、宗教、信仰、习俗、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没有任何古器物能够和玉器相比。玉文化经久不衰，自新石器时代一直绵延至今，而且随着中华文明长河的延伸，其生命力会越来越旺盛。（完）